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证章，为国家一级文物。此证章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于1934年1月监制，红铜质地，圆形，直径7.1厘米。证章上有一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有一个地球图形，地球图形中间为锤头和镰刀交叉图和“主席团”三字，其中“主”字在上方，“团”和“席”分列于下方的左右，五角星周围是麦穗。证章的边缘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十个字，呈圆弧形从左至右排列。此外，证章背面的上首铸有一个横栓扣，整个证章的图案和字均为阳刻。
1933年6月8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检阅政府工作，确立今后的任务，动员广大军民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决定在赤色首都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成立了由林伯渠、梁柏台、谢觉哉等组成的“二苏大”准备委员会，负责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经过进一步精心准备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22日在沙洲坝新建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及白区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共计693人，参加旁听的有1500多人。大会选举了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张国焘等75人组成的主席团，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大会主席团成员75人胸前都佩戴有主席团铜质证章。大会首先由中央政府代表毛泽东致开幕词，然后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总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发言。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2月1日胜利闭幕。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它和根据地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让苏区成为了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红色区域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此时，蒋介石在红军行进路线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阻击和消灭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为前锋的突围战况极为惨烈。
据瑞金籍老红军、原红三军团战士刘有沐回忆：那时，战斗在于都县宽田村附近的红三军团三师迫击炮连，被多于我军几十倍的敌军围困了三天三夜，支援断绝，伤亡重大。在这万分危急的处境中，连党支部书记杨华摘下胸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证章（据刘有沐回忆，该枚主席团证章是当时为“二苏大”主席团成员的一位老首长送给杨华留念的），递给身旁的班长刘有沐，说：“我带领几个同志去打开重围，如果我牺牲了，希望你好好把它保存下来，作为革命胜利的纪念。”
后来，刘有沐也在这次战斗中重伤被俘，在俘虏营里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扔到杂草丛生的山沟里。他忍着伤痛、饥饿的折磨一步一步爬回了家乡叶坪洋溪村。然而，到家后，村里的地主恶霸并没有轻易放过他，对他进行搜查、拷打，直到把他打得晕死过去才扬长而去。所幸的是，他在重伤被俘前就把这枚证章紧贴着右腿伤处用绑带捆好，一直妥善保存而未被搜去。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的艰难岁月里，刘有沐时刻牢记嘱托，为努力完成保存这枚证章的光荣任务历尽艰辛。
1954年，当刘有沐得知瑞金革命纪念馆为筹备建馆在征集革命文物时，主动将这枚用自己生命保存下来的证章捐献出来。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证章，为国家一级文物。此证章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于1934年1月监制，红铜质地，圆形，直径7.1厘米。证章上有一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有一个地球图形，地球图形中间为锤头和镰刀交叉图和“主席团”三字，其中“主”字在上方，“团”和“席”分列于下方的左右，五角星周围是麦穗。证章的边缘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十个字，呈圆弧形从左至右排列。此外，证章背面的上首铸有一个横栓扣，整个证章的图案和字均为阳刻。
1933年6月8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检阅政府工作，确立今后的任务，动员广大军民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决定在赤色首都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成立了由林伯渠、梁柏台、谢觉哉等组成的“二苏大”准备委员会，负责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经过进一步精心准备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22日在沙洲坝新建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及白区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共计693人，参加旁听的有1500多人。大会选举了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张国焘等75人组成的主席团，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大会主席团成员75人胸前都佩戴有主席团铜质证章。大会首先由中央政府代表毛泽东致开幕词，然后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总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发言。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2月1日胜利闭幕。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它和根据地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让苏区成为了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红色区域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此时，蒋介石在红军行进路线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阻击和消灭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为前锋的突围战况极为惨烈。
据瑞金籍老红军、原红三军团战士刘有沐回忆：那时，战斗在于都县宽田村附近的红三军团三师迫击炮连，被多于我军几十倍的敌军围困了三天三夜，支援断绝，伤亡重大。在这万分危急的处境中，连党支部书记杨华摘下胸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证章（据刘有沐回忆，该枚主席团证章是当时为“二苏大”主席团成员的一位老首长送给杨华留念的），递给身旁的班长刘有沐，说：“我带领几个同志去打开重围，如果我牺牲了，希望你好好把它保存下来，作为革命胜利的纪念。”
后来，刘有沐也在这次战斗中重伤被俘，在俘虏营里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扔到杂草丛生的山沟里。他忍着伤痛、饥饿的折磨一步一步爬回了家乡叶坪洋溪村。然而，到家后，村里的地主恶霸并没有轻易放过他，对他进行搜查、拷打，直到把他打得晕死过去才扬长而去。所幸的是，他在重伤被俘前就把这枚证章紧贴着右腿伤处用绑带捆好，一直妥善保存而未被搜去。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的艰难岁月里，刘有沐时刻牢记嘱托，为努力完成保存这枚证章的光荣任务历尽艰辛。
1954年，当刘有沐得知瑞金革命纪念馆为筹备建馆在征集革命文物时，主动将这枚用自己生命保存下来的证章捐献出来。
-我已经到底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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