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湖南韶山的私塾里接受了六年儒学教育，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形象地称为“六年孔夫子”。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经，父亲希望他早日完成学业，当上教书先生，光宗耀祖。现在，他又想走遍湖南，看看长沙。
1911年9月，毛泽东走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民立报》，毛泽东在这份报纸上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当时的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旧社会的状况、种种不幸和灾难，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早早就怀揣着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理想，试图找到一条能够让中国人民摆脱压迫，获得独立和解放的道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非常激动，当即就参加了湖南革命军。
也是在报纸上，他第一次接触了“社会主义”这个词。1912年春，“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毛泽东到处搜集各种招生广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是，有限的课程和令人反感的校规让他在六个月后便离开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在这里，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还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形容自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对毛泽东的思想成长有着相当大的助益。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
那时的中国已经脱去了旧的外壳，但是还没获得新生。
1915年，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给毛泽东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二十八画生”，他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将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很觉得外国的船坚利炮，确是我们所不及”“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可以说，毛泽东一路求学，一路思考，一路奋力探索文化救国之路。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他认为，要首先从哲学、伦理学中寻找“本源真理”，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
1918年4月，他组建了一个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毛泽东等人就将学会宗旨确立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随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激荡中国。毛泽东一向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在反帝反封建运动广泛开展的当头，毛泽东认为，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改良人们的思想。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应运而生。一经刊出，创刊号首印的两千册，当天就卖完了。更令同伴们惊讶的是，因为刊物特别受欢迎，毛泽东他们不得不加印两千份，也相继销售一空。第二期出版后，再次引起轰动，同样销售一空，印数更达到了五千份。
《湘江评论》的发行并不仅限于湖南，还远播湖北、广东、四川、北京、上海等地，令湖南乃至全国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李大钊称赞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毛泽东自己也说：“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至于为什么主编《湘江评论》，毛泽东没有给出过正面回答。《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启事这样写道：“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篇幅每周一张，有重要文字，发行增刊。文字全用国语。”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结尾也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由此可见，《湘江评论》的职责就是要让大众接受、研究、传播和推行世界的革命新思潮。
尽管当时毛泽东尚未彻底摆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打倒强权政治，积极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新思想，已经能初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志在1919年7月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文，是他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宣言之一。”
毛泽东看到了普通大众的力量，呼吁民众行动起来，“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
他在《湘江评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传播”的问题，在其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
这份刊物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毛泽东开始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开始着手改造它，是毛泽东同志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开端。
1920年，作为驱张请愿团团长的毛泽东北上，第二次来到北京，毛泽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湖南韶山的私塾里接受了六年儒学教育，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形象地称为“六年孔夫子”。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经，父亲希望他早日完成学业，当上教书先生，光宗耀祖。现在，他又想走遍湖南，看看长沙。
1911年9月，毛泽东走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民立报》，毛泽东在这份报纸上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当时的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旧社会的状况、种种不幸和灾难，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早早就怀揣着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理想，试图找到一条能够让中国人民摆脱压迫，获得独立和解放的道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非常激动，当即就参加了湖南革命军。
也是在报纸上，他第一次接触了“社会主义”这个词。1912年春，“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毛泽东到处搜集各种招生广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是，有限的课程和令人反感的校规让他在六个月后便离开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在这里，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还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形容自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对毛泽东的思想成长有着相当大的助益。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
那时的中国已经脱去了旧的外壳，但是还没获得新生。
1915年，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给毛泽东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二十八画生”，他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将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很觉得外国的船坚利炮，确是我们所不及”“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可以说，毛泽东一路求学，一路思考，一路奋力探索文化救国之路。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他认为，要首先从哲学、伦理学中寻找“本源真理”，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
1918年4月，他组建了一个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毛泽东等人就将学会宗旨确立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随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激荡中国。毛泽东一向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在反帝反封建运动广泛开展的当头，毛泽东认为，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改良人们的思想。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应运而生。一经刊出，创刊号首印的两千册，当天就卖完了。更令同伴们惊讶的是，因为刊物特别受欢迎，毛泽东他们不得不加印两千份，也相继销售一空。第二期出版后，再次引起轰动，同样销售一空，印数更达到了五千份。
《湘江评论》的发行并不仅限于湖南，还远播湖北、广东、四川、北京、上海等地，令湖南乃至全国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李大钊称赞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毛泽东自己也说：“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至于为什么主编《湘江评论》，毛泽东没有给出过正面回答。《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启事这样写道：“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篇幅每周一张，有重要文字，发行增刊。文字全用国语。”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结尾也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由此可见，《湘江评论》的职责就是要让大众接受、研究、传播和推行世界的革命新思潮。
尽管当时毛泽东尚未彻底摆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打倒强权政治，积极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新思想，已经能初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志在1919年7月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文，是他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宣言之一。”
毛泽东看到了普通大众的力量，呼吁民众行动起来，“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
他在《湘江评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传播”的问题，在其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
这份刊物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毛泽东开始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开始着手改造它，是毛泽东同志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开端。
1920年，作为驱张请愿团团长的毛泽东北上，第二次来到北京，毛泽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已经到底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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