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开启了统一战线先河
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党对于与其他政党合作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排斥合作到党外联合、再到党内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统一战线的作用还没有成熟的认知，明确表态不与其他党派合作。次年1月，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共派出代表团远赴苏俄参加了这次大会。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年幼的共产党增进了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了解，为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4月至5月间，广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都涉及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共产党首次公开表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意愿。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中共必须联合全国革新党派和革新团体，建立党外联合的民主联合战线。一个月后，西湖会议召开，决定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内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怎样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尽管在会议召开前，共产国际明确指出国共有必要合作，马林更是全程参与会议筹备并亲临大会，但会议围绕全体还是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议题，仍出现了激烈的争论。马林、陈独秀等主张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且产业工人也应当加入国民党。而蔡和森等虽然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反对全体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丧失党的独立性和削弱党的力量。最终，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明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确立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21年，中共一大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这一目的，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显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才是通往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第一步。随着党的理论认知的提升和斗争经验的成熟，中共二大第一次区分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和具体任务，陈独秀认为要“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蔡和森提出“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在此基础上，中共三大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中心任务的确定，国共两党迅速壮大起来。短短三年间，国民党党员由20万人增长至54.4万余人；共产党更是从三大召开时仅有420名党员，增长至五大召开时拥有5.7万人之多，广东区委成为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最多的地方组织，推动国民革命从广东走向全国。不仅如此，革命统一战线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团结了工农青妇等群团力量，共同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1924年7月，广州沙面爆发了工人大罢工，最终，罢工以胜利告终，并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起点。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这场25万工人参加、持续时间长达1年4个月之久的运动，对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支援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农民运动也取得蓬勃发展。1924年起，先后有六届农民讲习所在广州举办，为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700多名骨干。与此同时，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农会组织不断壮大，至1927年初，农会组织已发展至十余省，会员增至近千万人。青年运动方面，1923年6月，广东新学生社在广州成立，随后扩大到全省及香港、广西、福建等地，为黄埔军校、农讲所输送了后备干部，知识青年也走上一线，参与到工人、农民运动中。妇女运动也广泛开展。国共两党兴办各类妇女学校、训练班和讲习所，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通过《妇女运动决议》等文件，维护了妇女权益，提高了妇女投入国民革命的热情。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时间，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为之后中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这些都是确定国民革命中心任务、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结出的丰硕成果。
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中共三大在一大党纲、二大党章的基础上，首次修订了党章，开创性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中，《组织法》更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规范中央领导机关组织活动的党内法规，它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产生和地位、组织结构和职责划分、会议和报告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中共三大坚持民主集中制，还体现在会议讨论中。在共产国际、马林、陈独秀均表态支持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会议仍允许代表们充分发言。大会上，马林和陈独秀主张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他途径。”瞿秋白表示赞同：“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毛泽东也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更是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而蔡和森等反对，他认为：“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没有证据说明国民运动中不能有两个政党存在”。不仅党内领导层有意见分歧，而且一般党员中也有人不理解国共合作策略。从事工运的罗章龙表示：很多同志认为国民党不注重工人运动，而且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不愿与之为伍。经过讨论，与会代表达成三点共识：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尤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点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他的做法有助于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内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3.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5.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02月11日01版。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开启了统一战线先河
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党对于与其他政党合作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排斥合作到党外联合、再到党内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统一战线的作用还没有成熟的认知，明确表态不与其他党派合作。次年1月，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共派出代表团远赴苏俄参加了这次大会。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年幼的共产党增进了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了解，为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4月至5月间，广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都涉及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共产党首次公开表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意愿。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中共必须联合全国革新党派和革新团体，建立党外联合的民主联合战线。一个月后，西湖会议召开，决定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内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怎样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尽管在会议召开前，共产国际明确指出国共有必要合作，马林更是全程参与会议筹备并亲临大会，但会议围绕全体还是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议题，仍出现了激烈的争论。马林、陈独秀等主张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且产业工人也应当加入国民党。而蔡和森等虽然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反对全体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丧失党的独立性和削弱党的力量。最终，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明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确立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21年，中共一大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这一目的，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显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才是通往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第一步。随着党的理论认知的提升和斗争经验的成熟，中共二大第一次区分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和具体任务，陈独秀认为要“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蔡和森提出“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在此基础上，中共三大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中心任务的确定，国共两党迅速壮大起来。短短三年间，国民党党员由20万人增长至54.4万余人；共产党更是从三大召开时仅有420名党员，增长至五大召开时拥有5.7万人之多，广东区委成为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最多的地方组织，推动国民革命从广东走向全国。不仅如此，革命统一战线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团结了工农青妇等群团力量，共同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1924年7月，广州沙面爆发了工人大罢工，最终，罢工以胜利告终，并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起点。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这场25万工人参加、持续时间长达1年4个月之久的运动，对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支援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农民运动也取得蓬勃发展。1924年起，先后有六届农民讲习所在广州举办，为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700多名骨干。与此同时，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农会组织不断壮大，至1927年初，农会组织已发展至十余省，会员增至近千万人。青年运动方面，1923年6月，广东新学生社在广州成立，随后扩大到全省及香港、广西、福建等地，为黄埔军校、农讲所输送了后备干部，知识青年也走上一线，参与到工人、农民运动中。妇女运动也广泛开展。国共两党兴办各类妇女学校、训练班和讲习所，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通过《妇女运动决议》等文件，维护了妇女权益，提高了妇女投入国民革命的热情。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时间，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为之后中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这些都是确定国民革命中心任务、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结出的丰硕成果。
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中共三大在一大党纲、二大党章的基础上，首次修订了党章，开创性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中，《组织法》更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规范中央领导机关组织活动的党内法规，它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产生和地位、组织结构和职责划分、会议和报告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中共三大坚持民主集中制，还体现在会议讨论中。在共产国际、马林、陈独秀均表态支持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会议仍允许代表们充分发言。大会上，马林和陈独秀主张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他途径。”瞿秋白表示赞同：“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毛泽东也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更是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而蔡和森等反对，他认为：“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没有证据说明国民运动中不能有两个政党存在”。不仅党内领导层有意见分歧，而且一般党员中也有人不理解国共合作策略。从事工运的罗章龙表示：很多同志认为国民党不注重工人运动，而且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不愿与之为伍。经过讨论，与会代表达成三点共识：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尤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点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他的做法有助于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内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3.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5.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02月11日01版。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